我的老师

吴圣刚

在信阳师院早期，虽然校舍和其他办学条件按照节奏进行，但是，学校领导十分清楚，教师的调配、建设却不能按部就班，因为，办学没有教师是万万不行的。所以，从建校之初就加紧从各地调集人才，充实教师队伍。很快，学校就已经“人才济济”了。以中文系为例，到我们1981年入校时，已经有50多人的教师队伍，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有些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。这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，因为那时学生少，没有现在这么多课，所以，往往是一门课几个老师轮流上，相应的，老师们就可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备课，更从容地讲好课。这些老师大都是学校筚路蓝缕的创业者、见证者，他们亲手推动着学校的发展，引领着学校的发展。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着知识，还用自己的思想、人品和行动培育着学校的精神，铸就了信阳师院一代师范，成为后来的师院人追趋的楷模。我们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走上教师行列的。在我的老师中，就能够看到这种光彩照人的风范。譬如刘夫元老师，他应该是我们入校后见到的第一位专业老师。因为他参加了我们的入校教育会，而且代表中文系的老师对我们进行专业教育，他在讲话中庄重而虔诚地发出“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的宣言，让我们第一次理解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崇高。那时，刘老师已经是一个瘦弱、文静的小老头，走起路来战战巍巍，手里离不开拐杖，但每次上课都是提前到教室。我们的教室在小教楼（现在的教五楼），刘老师好像住在市内，坐校车到校门口，离教室很有一段距离，而且一直是上坡，他总是走一段歇一歇，需要歇两三次，即使这样，到教室也是气喘吁吁，可见，刘老师每次上课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并没有缺过课。然而，在讲课中刘老师却激情澎湃，虽然体弱，声音也沙哑，但是，他是在用生命绽放激情，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教师的精神。再如吴力生老师。那时候吴老师应该年逾六旬，头发灰白，是一位耿直的老先生。他教我们古代汉语，学校定的教材是北京大学王力教授的《古代汉语》，吴老师却让我们当参考教材，他又编印了一本《古代汉语》，是遵循黎锦熙的观点编写的，他认为黎锦熙先生的古汉语句法分析简便、明了、易学，对学生学好古汉语帮助大。黎锦熙是吴先生的老师，也是毛泽东的老师，有很高的学术造诣，毛泽东在文章中曾对黎先生有过评价。更重要的是吴先生严谨，讲课一丝不苟，教态也十分严谨，他上课从不坐着，他说，老师坐着上课是对学生的不尊重。吴先生做事做人都认真，甚至有些较真。记得有一次上课前，他给我们讲到，当时放映的一部有关汉代历史的电影，里面对后妃的称呼为“娘娘”，他不无感叹和愤慨，并拖着腔调说，那时哪有的“娘娘”哩？这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。另一次，他走进教室，抬头一看，黑板上方的横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紧皱眉头，然后给我们指出，条幅里的用字不规范，不能繁简字混用。其实，这条幅是我写的，吴先生指出来，我虽然羞愧，但似乎并不怎么认同，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。还有周学禹老师。周老师也是中文系资格比较老的先生，据说，周先生解放前就在高校任教，是民国时期的副教授。解放后就到了中学教书，直到信阳师院建立，又重新回到大学教书，因此，副教授的职称就无法延续。但是，那个时候，老师们对职称的事似乎并不在意，在意的是上好自己的课，教好自己的书，所以，周先生站在我们面前总是笑眯眯的，他身材魁梧，声音尖细，讲课柔声细语，但却非常认真、细致。他讲古代文学，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，都细密分析，启发我们自主理解。当时，先生编著了一部《古文译注》，收录了古文中一些名篇，我们人手一册，他往往结合其中的篇目进行教学，使我们受益颇大。周学禹老师的严谨也是令人敬佩的，除了教学中兢兢业业外，他的言行也中规中矩，讲课中语言洁净，平时言谈也不带冗言。即使是举止，也力求严谨。那时，流行中山装，每次见到周先生，他的衣冠总是整整齐齐，特别是上衣的中山装，连风紧扣都是扣得严严实实的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如今，这些老先生大多已经作古。斯人已去，风范犹存。他们的精神、作风、品质，已经固化为师院的一件件风物，转换为学校优良的校风，一代代遵循，一代代传承！(稿源：《信阳师院报》447期“流金岁月”专栏)